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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午十点，国会山东翼三楼会议室，墙上的时钟刚走过一圈。窗帘半掀，光线落在桌面上，堆着厚厚一摞修正案和预算附录。 黛安和盛轩面对面坐着。 她手一摊：“盛议员，您家族信托申报里光是可流通资产就超过十亿美金。你太太手术是在梅奥诊所，孩子读的是西北区顶级的私立学校，每天接送是请的司机，你出行坐的是私人飞机.....” 她顿了下：“你根本不知道一个普通美国人每个月Paycheck上扣掉医保后还剩多少。” 黛安没再说话，收起桌上的文件夹，把会议记录一页页塞进文件袋。 “除非你能带来新的筹码，”她站起身，“否则我们就到这里。” 会议室门轻轻合上。 几天后。 郊区的房子不大，木质外墙刷成灰白色，前院有一棵秋天才红的枫树。门是自己开的，没有保镖，也没有助理。黛安穿着一身灰色套头毛衣，头发还是她习惯的马尾，没有化妆，眼神依旧锐利。 王瑶递上带来的酒，说：“谢谢你愿意见我们。” 黛安接过瓶子，轻轻点头：“他是你丈夫？” 盛轩上前伸手：“盛轩，纽约第六选区。” 黛安和他握了握，没多说什么。进屋坐下后，她亲自去厨房倒了三杯茶回来，落座时王瑶已经开始用德语寒暄。 话题从天气转到孩子，再聊到学界最近的会议。盛轩一句听不懂，只能坐在沙发一侧，偶尔抿一口茶。茶没味道，杯子是瓷的，厚实但花纹普通。 王瑶看了盛轩一眼，用中文说：“你先带以恒回家，今晚我来搞定。” 盛轩愣了一下，眼角抽了一下没说话。黛安没听懂，但捕捉到眼神里的微妙变化，挑了一下眉。王瑶没解释，只是轻轻笑了一下。 盛轩抱着孩子出门，王瑶和黛安在客厅落了单。 晚上她们喝了一些酒，话题绕开政治，开始聊瑞士。黛安说还记得日内瓦湖边那家小书店，王瑶笑说老板已经换了。 后来，黛安提起那一年在苏黎世讲座的事，说：“你总坐在靠门的位子，记笔记从不间断，问题问得很精准。”她顿了一下，“我那时候以为你很冷。” 王瑶轻轻晃着杯子里的酒：“不是冷，是不知道怎么回应。” 那堂法学课上，她第一次见到黛安，一位来自美国的宪法学者。她的授课节奏清晰，逻辑严密，举例总带着某种锐利的目光。王瑶在讨论中发言冷静，但从不刻意表现，那种内敛里带着锋芒的特质引起了黛安的注意。 课后她邀请王瑶参加读书会，一起讨论人权法、判例演变、美国宪政的裂缝，也谈各自对“国家”与“制度”的观察。有一晚，她在楼下酒吧对王瑶说了自己的事——同性恋身份、曾经的亲密关系，以及那种在保守圈子中隐隐的不安。 她问王瑶有没有类似的感受。 王瑶没有回避，只是低声说：“我可能还没走到你那么清晰的地方。” 她没有接受那份好感，也没有推开，只在那个临近学期结束的午后，坐在图书馆台阶上对黛安说：“我愿意做你的学生和朋友，但不想用我的迷茫，干扰你的清晰。” 那天风有点大，两人说完什么都没再说。后来黛安回了国，王瑶留在瑞士，生活各自分开，却都没忘记。 酒喝到后半夜，两人没再多说工作。 深夜两点，屋子里已经安静下来。空酒瓶搁在厨房台面上，杯沿沾着指印。客厅的落地灯没关，光照在地板上，一只高跟鞋歪倒在地毯边。卧室的门半掩着，从门缝里看不到人，也听不到声响，只剩墙上的影子还在慢慢晃。 第二天早上王瑶醒来时天刚蒙亮，黛安还躺着没动。两人都没说话，安静地穿衣、洗脸，然后在厨房里煮了一壶黑咖啡。眼神碰到的那一瞬，没有寒暄，也没有追问。像是多年前那个雨夜之后，两人默契止步，又在某个无声的夜晚，各自补上了那句未出口的告别。 第二天上午九点，盛轩在办公室打开邮件，看到一封来自黛安的正式回复。她写得简洁：“如果你能确保这三个附加条件，我将在下次表决中支持该法案。” 附加条件： 为阿拉斯加地区的农村医院争取专项补助； 保留边远社区SNAP食品补贴不削减； 对捕鲸产业执行豁免性减税。 盛轩把邮件打印下来，塞进文件袋，进了白宫沟通办公室。 华盛顿的夏夜闷热，老牌法案协调人皮尔斯约盛轩在市中心的俱乐部私聊。酒过三巡，皮尔斯靠在皮椅上，话锋一转：“那个老顽固议员，是你太太动的手？” 盛轩勾了勾嘴角，“她确实出了一些力。” 皮尔斯点点头，像是认账了，又问：“她想要什么？” “她？”盛轩慢条斯理地搅着酒，“不重要。回去哄哄就好。” 皮尔斯挑眉，“你夫人可不是随便哄哄就能糊弄过去的角色。” 盛轩笑了声，目光不动：“所以我今晚得早点走，回去准备作战。” 皮尔斯放声笑起来，举杯，“为这场你家里的‘谈判’祝好运。” 晚上回到家，王瑶正在厨房做菜。 盛轩脱了外套走进去，说：“他们不同意任何大使任命，但说……对你为这个法案所做的付出，表示感谢。” 其实不是，盛轩压根没提这件事情，他想让王瑶乖乖地待在自己身边。 王瑶没转身，只是“嗯”了一声。 她继续切菜，语气平静。 锅里刚起了油，香气还没散出来，刀落下去的频率慢了一点。 她没有问为什么，也没有说失望。 只是安静地把菜推进锅里，起火翻炒，像什么都没发生。 灯光柔和，锅盖上的水汽升起来，落在她的脸侧，神情清淡。